因为国家治理更多涉及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科学技术因素，但"四个现代化"和"新四个现代化"更多涉及科学技术的因素，尽管其中也有诸多制度性因素。
应禁止对通信的监视（不管是否以电子方式），不得拦截电话、电报和其他通信形式，不得窃听和记录通信内容。对此，《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第34条第2款也有明确规定，各成员国根据其国家法律，对于可能危及其国家安全或违反其国家法律、妨碍公共秩序或有伤风化的任何私务电信，保留予以截断的权利。
可见，即使是基于一般性理由对通信自由所施行的限制，也不是任意的，它必须由法律做出明确的规定并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其限制程度必须与限制的目的相称。考虑到《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下面主要就公约第17条的规定作一些分析。具体而言，克减应满足以下条件：其一，必须客观存在着威胁国家生命的紧急状态且经正式宣布。如果派遣国当局拒绝此项请求，邮袋应予退回到原发送地点。比较而言，国际法对外交领域秘密通信的规制，不仅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而且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包括习惯规范和条约规范在内的国际法律制度。
利用广播电视进行信息传输，固然属于点到面的信息传播，但利用电话、信函等传统意义上的点对点传输媒介，也可以进行诸如垃圾短信垃圾邮件这样的点到面的信息传播。《宣言》关于上述两种自由的表述被此后制定的区域性和全球性人权公约所广泛引用。宪法法律与党的局部组织及其领导人意见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共全党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体与党的局部组织或其领导人意志之间的关系。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民大表大会制度理论创新研究(批准号为14ZDA014)的中期成果。不论从哪种意义说，地方党委或党委的政法委都不能等同于党，而强调党的绝对领导，能进行具体操作的一般来说只能是地方党委或政法委，所以，其结果必然强化司法的人治倾向，损害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批准成立党组的党组织是对应的行政区域的党委。在司法实践中，普通民事、刑事案件，做到依法处理问题不大，但遇到大案、敏感案件、直接间接涉及党政机关利益或重要领导人家人的案件，情况就不一样了。
三、结论：党对司法的领导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党的领导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往往讲加强有余，讲改善不足，尤其在司法领域。司法领域的政治领导，主要指把党关于改革司法体制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具体转化形式包括修改宪法、解释宪法、创制法律和解释法律。
二、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成效和在司法领域的缺憾 党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为通过人大制度，将党的重要主张区分不同层次，都转化成了国家意志，即制定成宪法、法律。中国现行宪法，即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982年宪法加上自那时以来先后通过的四次修正案31个修正条款，就内容而言，整个说来也是现阶段党的最重要主张的系统化记载：1980年8月中共中央向五届全国人大提出《关于修改宪法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同年9月，按中共中央的建议，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改委员会成员名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大都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委员;宪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特别向宪法修改委员会实际负责人强调的;宪法修改草案先在党内经中央书记处详细审查又作了修改，中央书记处原则批准，然后才提到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整个宪法的拟定工作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中国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都专门讨论过;[4]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修宪通过的总共31条宪法修正条款，每一条都是中共中央建议后，全国人大按建议文本一字不差地表决通过公布施行的。因为，就后者而言，按常规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讨论和处理这些重要问题，必要时会与中共中央书记处沟通，会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请示报告. 所以，司法机关严格按法律规定办理案件，本身就是具体落实党的领导。种种现象表明，对党的领导在我国司法领域可能有一个谈论加强有余而考虑改善不足的问题。
下面我们分两个方面来看看其中的缺憾： (一)理论或司法观念方面的偏差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 [1]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条法则不仅是任何司法裁判者都必须遵守的道德戒律，也是裁判公正最起码的程序保障。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党章第47条规定：党组的成员，由批准成立党组的党组织决定;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领导。中共现行党章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没提宪法有关条款规定的相互制约。讲政治破坏司法的本质，违背自然正义的要求。
宪法是根本法，其它法律都只能根据宪法制定，不管这些法律是否写有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之类文字。由于往往把党的领导片面解说或理解为地方党委、政法委或书记的组织领导，整个中国各级司法机关上下左右，党的机构设置和功能覆盖，已经实现纵横到边，上下到底。因为，法律条款是抽象的，党委、政法委、书记是具体的，不严格依法办事风险很小且较遥远，不按党委、政法委、书记的决定、批示等办事风险极大，且十分现实。而且，实际情况是，我国司法不仅容许而且多少年来都是公开提倡讲政治的，讲政治的要求暗含对司法、法院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的否定。3.理论上未厘清司法的特殊性，在执政或领导方式上习惯于对司法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刀切。其中表示大于或高于。
由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主要负责人组成的法院，检察院党组，须及时传达学习贯彻同级党委重要会议和主要领导人、政法委领导人讲话精神。4.党的政法理念中缺乏制约因素，一元化领导意识长期主导党委与司法机关关系。
另外，党中央一直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种价值协调实现，而不是用其中一点否定其它两点。甚至原本党委应该与案件争议双方都没有利益冲突的民商事案件，也因为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区分而使得当事双方与党委的关系有了远近之分。
在党政不分的情况下，党委在很多情况下都会成为事实上的案件当事一方，因此，党委领导与法院保持其中立裁判机关性质的需要之间，难免经常处在冲突状态，并且只能是法院改变性质服从前者，因为两者间是领导被领导关系。今天我们对照中央宣示的司法改革目标，较系统地盘点党领导司法的现行制度，感觉其中确有不少方面是与改革追求的效果相悖的。
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可能有例外。就司法而言，党对这个领域除通过制宪、修宪和立法等方式实施了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外，大量的工作是实行组织领导。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党被多头代表且竞相影响案件办理结果的情形，实际上反映了全党主张与党内一部分人主张的相互对立，在党的现行领导体制下，对立的结果往往是与政法公理反其道而行之，即上下高低秩序颠倒。
现行党章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这种观念造成了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一家亲的观念，因而处理相互关系重合作轻制约，有时甚至弃守法定的制约环节。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公平正义，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都只能以司法中立，尤其是法院、法官政治中立为前提。现行司法体制为什么不够公正，为什么缺乏足够公平正义、权威和效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复杂，但主流理论或认识偏差一定是其中最主要的之一。
一、党领导法治建设之基本观念，制度和体制 要说清楚改善党的领导对成功改革司法体制的决定性意义，必须从梳理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观念、制度和体制之现状开始。宪法是根本法，它这么规定就可以了。
这同制度自信不矛盾，制度自信不是固步自封，盲目优越自大。因为，对行政机关的组织领导，固然外部有党委，内部设立了接受党委领导、对党委负责的党组，但没有设置专门的行政委员会对口领导。与遵守法律相比，适用法律复杂一些。党的组织领导在司法领域比在立法和行政执法领域还过硬，已经做到了纵横到边，上下到底，没留任何空白。
可见，如何理解和实行党的领导才能不损害法院作为裁判组织的中立公正立场，是司法体制改革回避不了，然而又未能解决的理论问题。没有中立的司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目标不可能实现。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目标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一切立宪国家法律生活的常识。
其实，不做以自己为当事人案件的法官与司法中立，乃同一种要求的两种不同表述方式。(三)党领导实施法律的基本体制 一般认为，法律实施包括法律遵守、法律执行和法律适用，也有学者把其中的法律执行看作法律适用的一部分。
